1962年10月28日，丁盛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四军与昌都军分区的部队联合地方力量，对入侵中印边境东段的印军第十一旅展开了自卫反击战。战斗从小规模冲突开始，历时十多天。直到11月16日凌晨4时40分，战斗迎来了决战，经过了长达10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最终攻占了印军的绝大部分前沿阵地。
虽然印军的阵地被成功攻破，战斗并未就此结束，反而进入了更加关键和危险的阶段。此时，印军的阵地一片混乱，指挥官考尔中将的情绪几乎崩溃，这场战败不仅超出了他的预料，也意味着他事业的终结。
要理解考尔中将为何会参与这场战斗，需要从他个人的经历和背景说起。考尔出生在印度一个普通家庭，1933年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后便开始了军旅生涯。印度独立后，考尔凭借与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关系迅速晋升，最终在1962年成为印军陆军参谋长，掌握着军方的重要权力。尽管他身处高位，但从他的履历来看，考尔并没有实质的军事指挥经验，他在军中多次晋升主要是由于与政治圈的紧密关系，而非个人能力。
展开剩余78%在考尔的领导下，印军的战略决策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军事力量，考尔曾公开表示中国正处于发展初期，国内事务纷乱，因此不可能在边境发生大规模冲突。他坚信即使爆发冲突，印军也能轻松战胜中国军队。这种偏见和误判，不仅影响了印军的战略部署，也导致了印度对中国发起了侵犯，这其中也有考尔影响决策的“功劳”。
战争爆发后，考尔选择亲自赴前线，并迅速被任命为印军第4军军长。尽管他自认为印军战无不胜，但真正开战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预测完全错误。1962年10月，考尔不顾基层指挥官的反对，坚持派遣印军第7旅前往克节朗河作战。尽管部下强烈建议他改变决策，考尔仍然执意执行命令，结果第7旅在数小时内被中国的52师彻底击溃。这一战败，考尔肩负着重大责任，随后他决定再带领参谋赴瓦弄地区试图找回一些面子。
然而，考尔再次陷入困境。与五十四军的交战中，考尔指挥的印军第11旅未能顶住压力，仅十小时后就被彻底打垮。其部队大多数被消灭，少数溃兵四散逃跑。面对失败，考尔迅速带领少数参谋人员与第11旅的旅长乘机逃离战场，飞离了危险的前线。
考尔的连番失利不仅让他被迫退役，甚至还受到印度军情部门的调查。一位印度军事界的专家曾评论道，考尔的指挥能力仅适合担任下级军官，远超过团级就不行。然而，考尔在回忆录中却大言不惭地为自己辩解，甚至称印度战败的原因是“投入的兵力不足”。
战后，尽管考尔逃离了战场，五十四军仍然面临着复杂的战场局面。丁盛在回忆时提到，虽然印军绝大部分已被击溃，然而剩余的敌军溃兵仍然四散在瓦弄地区。由于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敌人又是三五成群地零散逃窜，追捕工作异常艰难。丁盛在与上级沟通后，决定继续执行“搜山就是进攻”的方针，展开对敌人残余力量的追击。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艰难的战斗。战士们在山间追击敌人，山路陡峭且没有固定路径，有时前面的战士脚跟几乎触碰到后面战士的脑袋。更糟糕的是，山林间的敌人时刻可能发动伏击，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一次，130师388团的3连在搜山时与敌人发生激烈交火。战士们刚刚爬到一个高点，就发现敌人躲藏在石头后面。尽管我方迅速开火，敌人却已提前设伏，造成我方数名战士伤亡。最终，为了消灭敌人的火力点，连队指导员带领战士从侧面发起迂回攻击，虽然成功摧毁了敌人的火力点，但他自己也英勇牺牲。此次战斗中，3连牺牲了二十多名战士。
这种惨烈的代价并未让战士们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继续执行“搜山就是进攻”的决心。搜山工作一直持续，战士们在复杂的地形中与敌人展开拉锯战。经过几天的追击，瓦弄地区的印军部队大部分被歼灭，130师共缴获了62门火炮，超过万发炮弹以及100万余发子弹。这场战斗不仅彰显了130师的军威，还为战后的俘虏管理和政策执行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随着战斗的逐步结束，如何妥善处理俘虏成为了下一阶段的关键任务。丁盛回忆称，刚开始，印军俘虏对我军充满恐惧，担心自己会被枪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军采取了温和的政策，向俘虏保证不会伤害他们，并通过提供充足的食物和必要的政治教育，消除了他们的恐惧。尤其是根据印度士兵的饮食习惯，我军特意为他们准备了米饭和油饼，俘虏们吃得津津有味，纷纷表示感激。
通过细致的政策宣讲，许多印军士兵逐渐意识到，这场战争并非他们所理解的“中方侵略”，而是中国在自卫反击。部分印军俘虏甚至表示，他们原本以为印军战力强大，但与中国军队交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通过这种方式，我军不仅帮助俘虏消除了对中国的误解，也使他们成为了“宣传员”，将中国热爱和平、为自卫而战的立场传回印度。
这种善待俘虏的做法，为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也从长远来看，对印度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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